翻译：《自由时间》（西奥多·阿多诺）

谈论“自由时间”（free time）时，绝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来泛泛而谈，必须考察它在现实中如何被利用，以及它究竟预示着何种可能。顺带一提，“自由时间”或“业余时间”这类说法直到近代才出现。它的前身是“闲暇”（Muße），指代一种不受约束、优裕的生活特权；相比之下，早期的闲暇在质性上截然不同，且更具希望的意味。而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时间，标示出了一种特定的界限：即那段既不自由、也不多余，而是被工作占据的时间——我们可以称之为“他律的”（heteronomous）时间。自由时间与其对立面（工作）紧紧捆绑在一起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对立关系赋予了自由时间某些本质特征。更深层的现实在于，自由时间取决于社会条件的整体性，而这种整体性至今仍将人类置于其“魔咒”（spell）之下。无论在劳动中还是在意识里，人们都无法真正掌控自我。即便是在那些将“角色”（role）视为核心术语的调和性社会学中，也默认了这一事实：“角色”一词借自戏剧，暗示了社会强加强给人的生存状态，既不等同于人自身，也不等同于人的全部潜能。当然，我们不应简单地将“真实的人”与其所谓的“社会角色”割裂开来。这些角色早已渗透进人类特质最深层的肌理；在这个社会整合程度空前的时代，人类身上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不被“功能性决定”（functionally determined）的东西了。

这一洞察对理解自由时间至关重要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在控制似乎有所松动、人们主观上确信自己是在随心而动的地方，这种“意志”本身也是由那些他们试图在非工作时间逃离的力量所塑造的。在今天，若要公正地审视自由时间，必须直面这样一个课题：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，但人的“不自由”状态（即人从出生起就被规定的生产关系和生存法则）却纹丝不动的条件下，自由时间究竟变成了什么？在当代，自由时间已经极大地扩张，且随着自动化和核能技术的进一步应用，这种扩张还将继续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，就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怀疑：“自由时间”正在向它的反面演变，甚至演变成对其自身的讽刺。不自由正在蚕食自由时间，而大多数处于不自由状态的人对此过程，正如对不自由本身一样，由于早已习以为常而浑然不知。

我想借用一段平庸的私人经历来阐明这一点。在接受采访或询问时，我经常被问及我的“爱好”（hobbies）。当画报周刊报道文化工业巨头的私人生活时，通常不会放过通过各种亲密视角展示其爱好的机会。每当我遇到这类问题时，都会感到震惊。我没有爱好。这并不是说我是个除了完成规定任务外一无所知的“工作狂”，而是因为，对于我那些超出公认职业范围的活动，我无一例外地都极其严肃地对待。如果我把这些活动仅仅看作是为了打发时间的“消遣”——即所谓的爱好——我会感到惊恐。之所以还没被吓坏，仅仅是因为我已经对这种泛滥而野蛮的心理习惯产生了免疫。创作音乐、聆听音乐、全神贯注地阅读，这些都是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；若称其为“爱好”，简直是对它们的嘲弄。另一方面，我有幸从事的工作——哲学和社会学写作以及大学教学——也无法按照现行那种泾渭分明的标准，被定义为自由时间的对立面。但我很清楚，在这一点上我享有一种特权，这既是一种幸运，也带有一种原罪：我能够遵循个人意愿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工作。正因如此，我的工作与工作之外的生活之间并没有硬性的对立。如果自由时间真的要演变为一种人人都能享有的状态——曾经只有少数人拥有这种特权，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已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了一步——那么我将根据自己在工作之外的生活经验来构想它；尽管在不同的条件下，这一模型必然会发生改变。

如果我们遵循马克思（Marx）的假设，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已经商品化，从而导致了劳动的“物化”（reified），那么“爱好”一词就构成了一个悖论：它试图将自己标榜为物化的对立面——在被彻底中介的系统整体中开辟出一片“非中介生活”的绿洲——但实际上，这种“爱好”本身已经像劳动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硬性区分一样，被彻底物化了。后者不过是营利性社会生活的延伸。正如“演艺界”（show business）这个词在今天被极其严肃地对待一样，“休闲工业”（leisure industry）一词中的讽刺意味也已被完全忘却。这虽然是常识，但其真实性并未削弱：诸如旅游、露营之类的休闲活动，本身就是围绕着利润并为了利润而组织的。与此同时，工作与自由时间的界限已经作为一种准则（norm），深深烙印在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中。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劳动伦理，工作之余的时间应被用于“再生产”（recreation）已消耗的劳动力。因此，非工作时间正因为它是工作的附属品，便以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被从劳动中切割出来。这里体现了资产阶级性格的一种行为规范：一方面，工作时必须心无旁骛，不得玩闹，这种劳动法则已被内化；另一方面，自由时间绝不能在任何方面像工作，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在之后更高效地工作。结果，许多休闲活动变得索然无味（inanity）。然而，工作领域的行为模式正作为“违禁品”，在暗地里被偷运进自由时间，使其始终无法脱离权力的掌控。早期的学校成绩单上会有“注意力”评分，这在成年人的主观忧虑中找到了回响：他们担心孩子在业余时间不要过度劳累，不要读太多书。父母潜意识里感觉到一种心智的“不羁”，这与高效划分的人类生活是不相容的。此外，普遍的道德准则对任何混杂、异质、无法归类的事物都持怀疑态度。生活的二分法（bifurcation）强加了同样的物化逻辑，而今，这种物化已几乎完全征服了自由时间。

这种征服在“爱好意识形态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当人们“自然而然”地询问你的爱好时，背后隐含着一个前提：你必须有一个爱好，或者更好的是，你应该根据“休闲工业”提供的选项拥有一系列不同的爱好。这种“有组织的自由”是具有强制性的。如果你没有爱好，没有消遣，你就会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怪人，在那个规定了“自由时间该是什么样”的社会中沦为笑柄。这种强制并不只是外部的，它与社会系统内的人的心理需求紧密相连。比如“露营”（Camping），最初是早期青年运动中对资产阶级生活平庸和陈规的一种抗议。当时的人们必须“出去”（get out）——这包含双重含义：在星空下露宿意味着逃离房屋，也意味着逃离家庭。然而，在青年运动消亡后，这种需求被露营工业利用并制度化了。如果人们内心没有渴望，工业是无法强迫其购买帐篷和露营车的；但问题在于，人们对自由的需求被功能化、被延长，并由商业进行再生产。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被作为一种外在的指令再次强加给他们。因此，自由时间极其容易被整合；即便在人们感到最自由的地方，他们也意识不到这种彻底的不自由，因为不自由的法则已经变得抽象化了。

从严格意义上讲，如果仅将自由时间视为工作的对立面（正如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所做的那样），这一概念便带有一种空洞性（黑格尔称之为“抽象性”）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那些为了晒黑而把自己晒黑的人：尽管在烈日下打瞌睡并不愉快，甚至可能导致身体不适和心智贫瘠，但他们仍乐此不疲。在晒黑皮肤这一现象中，商品的拜物教特质（fetish character）对真实的人提出了主张：人自己变成了“物神”（fetishes）。所谓“褐色的皮肤更具性吸引力”的想法，可能只是一种合理化（rationalization）的借口。晒黑本身成了目的，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本该被诱惑的对象。如果员工休假回来却没有晒出这种强制性的肤色，同事们就会尖锐地打听：“你没去休假吗？”在自由时间里滋生的拜物教，受制于进一步的社会控制。显然，化妆品工业及其无孔不入的广告是推手，但人们那种忽视显而易见之物的意愿同样巨大。

在阳光下打瞌睡，标志着当代自由时间的一个关键要素达到了顶峰——无聊（boredom）。人们对假期寄予厚望，期待奇迹发生，但这最终演变成一种恶意的嘲弄。因为即便在假期里，人们也从未跨过一成不变（Das Immergleiche）的门槛：远方不再是不同的地方。这种嘲弄自动地将受害者与加害他们的机制联系在一起。叔本华曾基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提出一种无聊理论：人要么因欲望未满而痛苦，要么在欲望满足后陷入无聊。这一理论精准地描述了在“他律”（heteronomy）或“外在决定性”（Fremdbestimmtheit）条件下，自由时间变成了什么。叔本华傲慢地称“人类是自然的工厂产品”，这种愤世嫉俗捕捉到了商品的整体性如何将人异化。相比于那些关于人“不可还原之本质”的庄严陈词，这种愤世嫉俗的愤怒反而更尊重人类。

然而，我们不应将此视为普世真理。无聊，本质上是劳动强迫和严密分工下的产物。情况本不必如此。只要业余时间的行为是真正自主的、自由的，无聊就很难出现。无论是在纯粹追求愉悦的活动中，还是在有意义的理性活动中，无聊都不必存在。即便是在“胡闹”（fooling about）中，人也可以体验到一种从自我控制的痛苦中获得的福佑般的释放。如果人们能主宰自己的生活，不再陷入一成不变的轮回，无聊便会消失。无聊是“客观迟钝”（objective dullness）的反映，它与政治冷漠（political apathy）处于类似的地位。大众之所以对政治冷漠，是因为他们隐约察觉到，在现行的政治框架内，参与政治根本无法改变他们的实际生存。由于看不到相关性，他们选择了退缩。这种无力感与无聊紧紧相连：无聊就是“客观的绝望”。它是社会整体对人施加的变形，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想象力（Phantasie）的萎缩。在所谓的科学精神下，想象力被怀疑为仅仅是对禁忌的渴望。适应社会意味着必须学会遏制想象力，这种残缺往往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。社会灌输的想象力匮乏，使人们在自由时间里变得无助。那个关于“人们该如何处理大量自由时间”的傲慢提问——仿佛这是一种施舍而非权利——正是基于这种想象力的缺失。人们在自由时间里无所事事，是因为想象力的截断剥夺了他们享受自由的机能。人们被剥夺自由太久，以至于不再喜欢自由。为了积蓄继续工作的力量，他们被迫消费那些浅薄的娱乐，而这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通过其捍卫的社会安排所推销的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系统不再需要某些劳动，人们仍被锁链锁在岗位上，锁在这个为工作而训练他们的系统里。

在现行条件下，期望人们在自由时间里具有真正的生产力（productivity）是愚蠢的；因为生产力——即创造原先不存在之物的能力——早已被社会根除。人们在自由时间里，充其量只能生产出那些与“爱好”无异的、平庸的模仿作品（如绘画或诗歌）。鉴于不可逆转的分工，专业人士总是做得更好。这种“业余生产”带有一种多余性，这种多余性不仅证明了产品的拙劣，也反过来损害了创作本身的乐趣。

即便是在自由时间里那些最无意义的活动，也被整合进了社会。随着家仆阶层的消亡，许多原本委托出去的活动现在必须由个人亲自承担。“动手做”（do it yourself, DIY）的口号应运而生。这不仅是实用的建议，也契合了人们对机械化的某种愤恨：机械化减轻了负担，却没能让人们学会如何利用省下的时间。于是，人们被鼓励去从事一些原本由专业人士能做得更好的任务。实际上，认为在分工社会中可以节省服务支出，是资产阶级意识中一个陈旧的层次：这是一种固步自封的节约，无视了专业化技能交换才是驱动社会运转的机制。席勒（Schiller）笔下的威廉·退尔宣称“家用的斧头可以省去木匠”，这简直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编写的本体论。

当代这种“动手做”的行为，契合了一个更深层的背景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将其描述为“伪活动”（pseudo-activity / Scheintätigkeit）。如今，伪活动已惊人地蔓延，甚至在自诩反建制的人群中也是如此。我们可以假设，所有形式的伪活动都包含了一种想要改变僵化社会关系的压抑需求。但这种需求变成了“误导的自发性”。因为人们意识到打破枷锁太难，这种自发性被故意导向了虚假的、幻象的活动。伪活动是对生产力的一种虚构和讽刺。真正的生产性自由时间只对那些已经获得“成年状态”（outgrown their tutelage）的人才是可能的，而对于那些在他人统治下已经迷失自我的人来说，这只是一种奢望。

因此，自由时间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工作的对立面。在全员就业被奉为理想的体系中，自由时间不过是劳动的影子。体育运动便是一个例子：在最流行的运动中，通过对体力的消耗和团队的功能化，人们在不经意间接受了工作过程所要求的行为模式。体育运动的隐秘目的之一，正是培养那种“工作所需的强健”。在体育运动中，人们自以为是在庆祝自由，其实是第一次主动对自己施加了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规则，并学会了享受它。

最后谈谈自由时间与文化工业的关系。关于文化工业这种统治手段的文章已有很多，但有一个问题过去被忽视了：文化工业是否真的完全彻底地统治了消费者的意识？虽然生产调节着消费，但由于文化工业已变得“全盘化”（total），它与消费者的意识之间是否能划等号，值得怀疑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了某种“分裂意识”的症状。以荷兰公主的婚礼为例，尽管媒体疯狂渲染，观众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将其视为“唯一的体验”（einmalig），但在对照调查中，许多受访者却表现出彻底的现实主义，能尖锐地评估该事件的政治社会意义，而非仅仅沉溺于电视前的呼吸急促。这说明，文化工业提供的内容虽然被接受，但消费者往往带有一种“保留”（reservation）。人们并不完全相信它。意识与自由时间的整合尚未完全成功。个人的真实利益仍然强大，足以抵制彻底的收编。这符合社会学的预测：一个内在矛盾未减的社会，无法在意识中实现完全整合。社会无法为所欲为，尤其是在自由时间里，自由时间虽然对人提出了主张，但如果不想把人推向崩溃，它就无法完全占有他们。在这里，我们或许可以窥见实现“成熟/成年状态”（Mündigkeit）的契机。这种契机或许最终能帮助我们将自由时间，转化为真正的自由。